端午节纪念屈原这个人真的存在吗？(2)
在廖平之后，胡适从思想史方面入手，指出屈原即使真有其人，也不会生在秦汉以前。在他看来，屈原是“一个理想的忠臣”，“但这种忠臣在汉以前是不会发生的，因为战国时代不会有这种奇怪的君臣观念”。胡适认为，今天“儒教化”的屈原及《楚辞》的始作俑者是“汉朝的老学究”，他们把当时盛行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屈原故事是“宣帝时人”补《史记》，“七拼八凑”“塞进《史记》”的。此外，胡适还判断《楚辞》前25篇，只有一部分“也许”为屈原所作。④
还有学者认为，《离骚》真正作者是汉朝人刘安或者贾谊
“屈原否定论”还有很多其他代表性观点，比如，有学者认为，《离骚》原作者为淮南王刘安，其谋反自杀后，著作权被刘向、刘歆父子给了“屈原”；有学者认为，屈原是贾谊伪造的人物，意在抒写自己的“冤屈”；还有学者认为，《离骚》表达的不是屈原或其他特定人物的个人情感，而是“经过古代多数诗人之手，一点一点地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等等。⑤
倘承认屈原存在，其身份究竟是弄臣、楚巫还是贵族，仍存争议
孙次舟称屈原是“富有娘们儿气息的文人”，和楚怀王有“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
有关屈原身份，最著名的事件，是1944年闻一多、孙次舟之争。孙次舟是“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的学生，时任华西大学教授，他在一次演讲中，称屈原是楚怀王的“弄臣”，因为和“令尹子兰”争宠失败，才投江自杀的。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两篇文章，详细阐释自己的观点，称屈原虽然“天质忠良”，但也只是一个“富有娘们儿气息的文人”。《离骚》中很多诗句，如“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像是“男女情人相责”；“与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则是“眷恋旧情，依依不舍”，指屈原和楚怀王有一种“超乎寻常君臣的关系”——屈原其实是怀王的男宠，他们是恋人关系。⑥
孙次舟为了增加自己论证的说服力，特意拉出当时研究《楚辞》的名家闻一多做自己的“盟友”，他引用李长之信中的话，“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并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甚”。
闻一多承认屈原确实是“文学弄臣”，但不妨碍他是一位“人民的诗人”
经朱自清转寄，闻一多看到了孙次舟的两篇文章，并写下《屈原问题》一文。闻一多肯定“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的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但“屈原是个文学弄臣，并不妨碍他是个政治家”。在闻一多看来，屈原是“反抗的奴隶居然挣脱枷锁，变成了人”，而非孙次舟想象的那样，是“好好的人偏要跳入火坑，变了奴隶”，堕落为弄臣。
1945年，闻一多更进一步，写下《人民的诗人——屈原》，推测和楚王同姓的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因此他“依然和人民一样，是在王公们脚下被残踏着的一个”。《离骚》采用“人民的艺术形式”，内容上“无情的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唤醒了楚国人的“反抗情绪”。⑦
由于楚辞中有很多和占卜、巫术有关的内容，屈原也很可能是一位“灵巫”
有关屈原身份，另一个重要猜测是“楚巫说”（“信巫鬼，重淫祀”“好祭祀，用史巫”是楚国一直以来的传统）。其代表观点有多种，主要称屈原是“主持宗庙祭祀的宗祝”；或者更详细论证，“屈原本是一名特出的宗教优伶，一名能歌善舞的巫官”“屈原生于楚国的一个巫官世家，他一家人以巫为业，不仅屈原是巫”，其父“伯庸很可能是楚国的大名鼎鼎的灵巫”；甚至屈原的死，也被看作是“巫的升华”。⑧
从文献来看，能旁证屈原和楚巫关系的材料颇多。首先，屈原爱穿“奇服”，诗中“披明月兮佩宝璐”“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彰”等花草服饰，说的可能都是巫服；其次，屈原在《离骚》中自称名“正则”，字“灵均”，经考证，这两个名字都是通过占卜所得“嘉名”，具有“宗教职业味道”；第三，署名“屈原”的作品中，大量出现“彭咸”之名，这应该是“巫彭”“巫咸”的简称，代表某些大巫，是屈原的人生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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