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生平：富弼何为能得到晏殊与范仲淹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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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生平：富弼何为能得到晏殊与范仲淹的赏识

富弼：晚年守旧思想太重，却因一次契丹使者事件被后人评价为英明果断

富弼是北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化名人，他的才能在入仕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然而，由于富弼在晚年时反对变法，坚持守旧思想，使得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当时西夏的李元昊背叛了宋朝自立，派特使通知宋廷。富弼向朝廷建议尽早消灭西夏的叛乱势力，甚至提出要杀了派来的使者。宋廷接受了他的建议，决定与西夏强硬对抗。然而，由于宋朝长期处于和平时期，边境防备松弛，导致宋军在与西夏的战争中战败次数较多，西夏逐渐壮大起来，并与辽国、大宋形成了鼎足之势。

1041年元旦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发生了日食的现象。尽管如此，朝廷仍然按照原定计划隆重设宴款待辽国的使者。富弼奏请立即取消宴会和舞乐，改为向辽国使者赠送食品和酒水。他向宋仁宗解释道：“自古以来，日食之日应该进行祭祀，而不是宴饮。中原是礼仪之邦，而辽国是外夷蛮族。若是辽国遵循旧俗停止宴饮，岂不是让我华夏蒙羞！”然而，宋仁宗对此并不以为然，并没有采纳富弼的建议。

然而事后宋仁宗得知辽国因日食而取消了宴会的消息，深感后悔。他后悔自己没有听从富弼的建议，感到自己犯下了错误。

富弼晚年的反对变法，守旧思想太重，使得他在后人的评价中有了一定的争议。然而，正是他在一次契丹使者事件中的果断表现，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谨慎态度，他的建议本可以避免日后的尴尬局面。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评价中，有的人对他持有肯定态度的原因之一。

1041年元旦，爆竹声中天地陡暗，日食发生。朝廷依然正按原定计划，隆重设宴款待契丹(辽国)使者。富弼奏请立即撤销宴会和舞乐，改为“赐北使酒食。”他向宋仁宗解释：“自古日食日，只可祭祀，岂能宴饮?中原乃礼仪之邦，契丹乃外夷蛮族。万一契丹遵故俗停止宴饮，岂不是令我华夏蒙羞!”宋仁宗不以为然，后来得知契丹因日食“果罢宴”的打脸消息，悔青了肠子。

西夏国两名首领率部归降，朝廷不疼不痒给他们赏了个小官儿。富弼敏锐察觉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分化瓦解敌人的良机，极力建议朝廷重新“厚赏”他俩以吸引更多西夏归降者，朝廷依计而行。

契丹趁宋廷全力抵御西夏时，重兵压境，索要关南土地。宋廷一口回绝，征聘特使回复时，群臣“莫敢行。”在吕夷简别有用心举荐下，富弼以舍身取义的决心和勇气，犹如蔺相如独闯秦廷般接下这烫手的山芋，与契丹展开有礼有节的斗争，巧妙摸清了契丹底牌。朝廷由此底气十足，仅批准契丹要求增加岁币数量一项，其余置之不理，顺带赠送一张“本朝继续以宗室女与契丹和亲”的优惠券。

为防御契丹武力夺取关南，宋廷暗中调兵遣将，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边防，并宣布和亲的优惠券作废。契丹辽兴宗被激怒，威胁宋廷派特使解释清楚。富弼再次临危受命，出使契丹。

富弼面对辽兴宗连珠炮般气势汹汹的质问，沉着冷静见招拆招，不卑不亢、引经据典加以解释或反驳。针对辽兴宗的领土要求，富弼引用“檀渊之盟”签订的条约坚决予以拒绝。经过拉锯式的谈判，辽兴宗下达最后通牒：或割关南，或继续和亲，宋廷必须选择其一。

富弼风尘仆仆回朝复命，取得“愿意继续和亲”的国书和口谕，又马不停蹄重返契丹。途中休息时，他发现国书内容与口谕内容不符，立刻驰回京城，重换国书，避免了一场重大的外交事故发生。

契丹出尔反尔，提出大幅增加岁币的无理要求。且刁难宋廷：“南朝(即宋)给我们货币时，应当用‘献’以表敬意，或以‘纳’表示孝心!”

富弼深知这两个词关乎国家与朝廷的尊严，于是置生死于度外，“声色俱厉”回击契丹的无耻恫吓。辽兴宗无计可施，只得派特使随富弼回宋廷传达“两字方针”。富弼抢先禀报朝廷：“此二字，臣在契丹已‘以死拒之’，契丹黔驴技穷才派特使再来。朝廷千万不可答应!”可叹的是，富弼心血白费，朝廷最终采纳了卑躬屈膝的“纳”字回报契丹。

富弼多次出使契丹，有力维护了宋廷尊严和边境安宁。他接受任命时，恰逢爱女夭亡，他无暇最后看一眼，满怀愧疚涕泗交流踏上征途;再次奉命出使时，得知喜得麟儿，他不能回家亲亲儿，笑逐颜开飞马驰往契丹。因为在他心底，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富弼使契丹与宋廷重归旧好，朝廷上下弥漫着乐观轻松情绪。富弼却未雨绸缪劝谏宋仁宗：“恳请陛下牢记契丹轻侮我大宋之耻，卧薪尝胆，修治朝政!”

宋仁宗何尝不想扭转积贫积弱现状，趁机责成范仲淹与富弼等宰辅迅速进行富国强兵的顶层设计。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富弼以远见卓识“上当世之务十余条及安边十三策”，欧阳修等人也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一些富国强兵建议，颁布全国实施，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改革运动由此拉开帷幕。因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随着年余后“庆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和富弼相继被排斥到地方任职，“庆历新政”宣告无疾而终。

他改任青州(今山东省潍坊市下辖市)知州后不久，黄河决堤，沿岸大批灾民流离失所乞讨到青州。旧例，官府会将所有灾民集中到城里施粥。由于人多粥少，踩踏事件时常发生，不少灾民因为几日抢不到粥而活活饿死。灾民密集，还经常导致疾病流行，造成大面积死亡事件。

一，公私携手赈灾。他说服青州百姓捐出余粮和空余房舍，官府拿出相应赈济粮和公房，将灾民分散安置，安置点内“庐饮食医药无不备。”保证灾民人人有饭吃，且不易被传染疾病。

二，调动闲官参与。他给各类非在编官员发放俸禄，令他们分点承包管理灾民安置点，重点照顾老弱病残。他令人记录下们的功劳，约定日后为他们奏请封赏。每隔五日，还派人携酒肉慰问他们。闲官们见富弼对他们“出于至诚，人人为(之)尽力。”

三，开放动植物资源。他下令任由灾民随意取用青州的动植物资源，将死难者合葬“丛冢”中。次年，青州麦子成熟后，富弼让灾民们根据路途远近，领取相应粮食返乡。

综合赈灾法大见成效，救活灾民五十余万人，并从中招募兵卒万人。富弼由此受到宋仁宗嘉奖慰问，他的综合赈灾法被官府视为赈灾标准样式予以推广。

山东等地盗匪猖獗，部分地方长官因无力征剿，索性与盗匪和平相处甚至花钱买平安。范仲淹奉命到山东处理此事，听信地方官员的花言巧语，把他们与盗匪勾结的行为定性为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

正在山东为官的富弼拜见恩师，得知范仲淹的处理意见后，坚决反对：“他们享受朝廷俸禄，本该保境安民。如今姑息养奸，同流合污，理应问斩!”

范仲淹心平气和打算说服他，富弼却面红耳赤与恩师大声争辩。事后，友人提醒他不该与恩师争执。富弼理直气壮答：“范先生举荐我，并非因我与他始终与其观点一致，而是欣赏我忠直敢言!我岂能放弃原则来报答先生!”

他曾因严惩腐败官员而得罪宰相吕夷简，因此，他被吕夷简心怀叵测力荐出使契丹。欧阳修识破吕夷简的险恶用心，在宋仁宗面前引用唐朝“颜真卿使李希烈事(颜真卿因得罪奸相卢杞，被卢杞蓄意派遣去晓谕叛将李希烈最终遇害)”，请求改派他人。

富弼对吕夷简公报私仇之心嗤之以鼻，他大义凛然表明态度：“君主的忧愁就是臣子的耻辱，臣愿出使契丹，绝不吝惜生命!”赤诚爱国之心，令宋仁宗为之动容。

谈判期间，曾发生“国书与口传之词不同”事件，富弼回京改换国书时，气愤地质问吕夷简：“政府如此，欲置臣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如国事何?”吕夷简面红耳赤狡辩：“这恐怕是失误，马上改正就是。”宋仁宗也怀疑吕夷简假公济私公，征求晏殊意见。晏殊竟然公开袒护：“吕夷简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的确恐怕是笔误而已!”富弼怒发冲冠，怒斥岳父：“晏殊!您是个奸贼吗?为何与吕夷简结党营私欺瞒陛下?”晏殊被女婿训斥得哑口无言。

宋神宗时，富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连上数十章“称疾求退”。宋神宗请他推荐继位者，富弼力荐文彦博，“神宗默然”，问他可否用王安石，富弼以"亦默然”态度表达婉拒。

富弼面对“谗者不已，人皆为公危惧”的现状，泰然自若，我行我素。“综合赈灾法”使他名声大噪，友人劝他低调，“公傲然不顾曰：‘我一条命换来六七十万百姓活命，我怕什么?!’”反而加大赈灾力度，使“虽谗公者亦莫不畏服。”坊间歌颂他：“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数万人，胜二十四考中书令远矣。”

他首次出使契丹不辱使命，被提拔重用，他极力推辞：“国家有难，臣理应效力，并非为升官而尽力!”完成任务后，他再三继续“恳辞”朝廷新任命。

宋神宗即位，富弼再次以足疾为由出京为官。此后，他极力推辞各种高官厚禄。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他索性称病告退，在辖区拒不执行王安石改革的青苗法。

富弼“好善嫉恶”，性格温和，平易近人。自唐朝以来，宰相“礼绝百僚”，任何人见到必须跪拜。富弼拜相却一反常态，低级官吏或百姓求见，他都以礼相待，延座请茶，和颜悦色与他们交谈。接见后，再送到门外，目送他们上马远去才回门。

富弼对待客人不论贵贱贤愚，一视同仁，被传为佳话。一次，他乘小轿外出，被市民发现。市民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随观之”，创造出万人空巷的奇迹，“其得民心也如此。”

君子不胜，尚能洁身而退，乐于正道而无怨恨;小人不胜，则狼狈为奸沆瀣一气，造谣诽谤，无所不用其极，不胜不休。

对他来说，索取的只有忠君爱国、利国利民，舍弃的全是功名利禄、个人私欲。所以，真正懂得取舍，才是人生最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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