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知识分子有何不同,为何文人难以肩负知识分子的大任

文人和知识分子有区别吗？下面古宫历史网小编将为您详细介绍相关内容。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文人。在皇帝、诸侯、大夫、士子、庶人五个等级中，士子是大夫、城市统治者的仆从，是高于庶人的最低统治者。 春秋战国末期，士阶层分化很大。它不需要有统治者的宗教血统，但它更多地表现在它自己的洞察力上。学者不再是以前的士兵和卫兵，更多的是单身汉和战略家。著名的所谓“百家”，包括孔子和他的弟弟，都属于新兴阶层。 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中华民族古代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活跃的思想和伟大的文化创意几乎成了此后两千年古代史中的“最后的声音”。之后是秦始皇、汉高祖等开创的大一统帝国。，直到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满清帝国崩溃，才构成了漫长的中国中世纪，它比西方中世纪早约500年开始，但晚约500年结束。

这里是不是隐含着某种神谕？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文化只有一种人类元精神，即中国古代先贤倡导的爱他人、孝顺父母的精神，而西方文化有两种人类元精神，即古希伯来先知倡导的信仰精神和古希腊哲学家倡导的求知精神。

就完整的三种人类元精神而言，中国文化只有三分之一，而西方文化有三分之二。后者是前者的两倍，所以后者(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是前者(中国文化)的两倍。但由于两者在元精神上都存在一些缺陷，无论哪一个都要经历漫长的中年，也就是人类精神被一些愚昧所困扰，但西方文化的发展速度却是其两倍，所以它的中年只有一千年，从5世纪到15世纪，而中国文化的中年正好是两千年，从公元前1世纪到19世纪。

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现在都面临着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千年(2000年)的开始。这是巧合，还是神谕，还是命运？ 各位读者，你们能解开这个谜吗？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中国文化在崛起，西方文化在衰落。虽有兴衰，却是中西方都将享有完整的三种人类元精神的新世纪的开始，是全人类成为大家庭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千年里，我充满了幸福，这与耶稣基督预言的“千年幸福”是一致的。相关吗？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多么的精彩。

回到最初的话题，反映在下一个先秦时期活跃的思想和巨大的文化独创性上，这一时期确实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思想家独立性。孔子开创了私塾和学徒制，在相对独立于权力体系的文化创造方面表现出一定的自由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创造的自由是相当珍贵的。正是这种相对的自由，使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创造了百家争鸣，创造了中国人最初的文化繁荣，创造了一种人类的元精神——仁爱精神，这种精神具体根植于孝道的实践中。

这种元精神贯穿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局面结束了这个文化原创的时代，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时期。 它为中国文化史降下了中世纪的帷幕。

中国在中世纪两千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极权政治从分裂到融合，从融合到融合的反复循环。在过去的2000年里，小农主导的自然经济状况几乎没有变化。虽然中国人有大量的技术发明，但他们没有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多少帮助。虽然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现出不可否认的进步，如语言的统一、文字书法的简化、文艺表达的丰富等。，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的是，中华民族在自然和社会领域的知识在过去两千年里增长缓慢，尤其是在理论知识方面。

儒家学派，在先秦时期曾经是原创的，到了中世纪以后，在中国完全变成了一个只知道复古和描述古代，维护极权统治的保守的思想工具。隋唐科举制度兴起后，儒家经典成为历代文人依附权力、挤进官僚阶层的敲门砖，孔子的仁学思想成为挂在文人士大夫嘴边的一句爱面子的话。中国文人从小学习儒家经典，读死章句，都成了会说话的鹦鹉。在圣人大人面前，我低头下眉，但还是低头下眉。在我心目中，我是百分之百的奴性。只有在权力斗争和权谋方面，我才能表明我是一个聪明的活生生的人。在孔子时代相对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一定程度的文化创造自由，在中世纪几乎完全丧失。

这种损失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极权专制者对思想的高度垄断，对异端思想家的无情攻击和迫害。另一方面，恐怕更重要的是，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把科举作为唯一的 出路，所以他们愿意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利，成为一个只会重述经典的书呆子。【/h/】中世纪的儒学，从主张独尊儒术的汉儒董仲舒，到传佛入道的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陆九渊，再到王阳明、儒学，一方面把儒学改造成儒家的伪信仰，神圣化孔孟，使儒家经典的内容在意义上绝对化，比如上升为“义”。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把儒家思想变成普遍的知识，其实就是建立一个伪知识体系，满足人们普遍的求知欲。

程颐

中国人既没有像古希伯来人那样信仰的精神传统，也没有像古希腊人那样求知的精神传统。中世纪的儒生用他们建立的伪信仰传统和伪知识传统来填补空白。这两种伪精神传统是导致中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无限蔓延的主要精神根源。

中国士大夫，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学者，都是上述两种伪精神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在他们的意识形态武器库中，他们没有任何与这两种伪精神略有不同的语言。即使成为李治、黄宗羲等最猛烈的思想反叛者，也无法创造出自己真正的信仰精神和真正的求知精神。中国传统的伪精神就像一个巨大的染缸。任何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人，都会被这种伪灵感染一辈子，不会消失。改造伪精神传统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向西方敞开大门，让中国人去西方。更简单地说，让包含着真信仰、真求知精神的西方文化信息在中国人之间自由流通，让它自由浇灌中国传统伪精神的污点。阻碍这种方法实施的，恰恰是中国的士大夫和文人，或者笼统地说，是中国传统文人。中国传统文人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真的太难了。

目前，把在大学普遍学习过、高中中等偏上的知识分子称为中国的知识点是错误的。这就像我们把所有能吃的人都叫做粮食农民一样荒谬。读书只是说明有人接受了一些传统的、普通的书面知识，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知识的生产者，至少是复制者，更恰当地说，是新知识、新思想的创造者。在西方，人们通常把具有敏锐批判力和丰富创造力的社会思想家称为知识分子，如马克思、罗素、波普尔和汤因比。 可见，整个社会中能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人并不多。在中世纪的中国，即使不是零，也只能是很少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人根本没有生出可能承担知识分子责任的肩膀。

第一，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勇气。先秦时期，孔子可以提出“仁者仁者，无生存以害仁，有杀人以成仁。” 孟子提出“不能富，不能动，不能屈，这叫君子。”说得好，也有勇气付诸实践。中世纪的中国文人没有这种可能！ 历史上知名的文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有90%是士大夫和官僚，那些不是官员的都是为了名利。难怪“学而优则仕”，求名利，参加科举，是中国文人唯一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难理解，中国文人最擅长的是歌颂，其次是讲故事，其次是玩弄政治，再次是明哲保身，最重要的是躲进山林，去乱世，加入暴乱，求秀，用武器批判社会，这与思想无关。 在八世纪的极权社会，别说批判社会了，就算极权说的话稍微违背他的意愿，他也会被贬，或者被杀，更糟糕的是牵连九个族群。统治者对自己嘴巴的防御就像保卫四川，不许你批评！

孔子

第二， 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的思想武器。我不敢明里暗里批评，但也缺武器。最后，我最多只能痛苦地咒骂一句:“庆祝我父亲的死，我还是有麻烦。”中国文人没有真信仰的精神，没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武器也没有真知识的精神，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武器，更没有统治者能够遵守的法律，以及盛行于全社会的理性正义。中国人只有惩罚和仪式，“不惩罚医生，就不能对庶人有礼貌。".

第三， 中国文人也没有批判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在一个拥有基本人权的现代市民社会中，公民才能拥有。在中世纪的中国，别说中国文人了，除了极权主义者，每个人都只能以两种方式生活:顺从或反抗死亡。此外，对于那些想逃跑的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世纪的中国只需要中国文人，不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因此，只能产生大量的中国文人，不可能产生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一个受到虚假信仰和虚假知识精神影响的中国学者，很难成为知识分子。“自古文人相轻。” 文人无事可做。同样，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人真的就像一块难刻的烂木头。

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伴随着西风东渐。西方人凭借他们强大的船和锋利的大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与此同时，信仰和知识精神的传入，毁灭国家和物种的耻辱和愤怒，激起了少数中国文人的愤怒。中国文人就是在这种极度矛盾的情况下慢慢摸索前进的。少数人成长为知识分子，成为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先驱。大多数人都在观望、徘徊、犹豫，或者只是口头上的革命者，权力和金钱的实际钻牛角尖者。鲁迅先生所说的“人一富，脸就变” 人，“权一旦在手，为所欲为”实际的独裁者们近一个世纪以来接连上演。在过去的100年里，中国正步履蹒跚地走向与西方文化融合的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国人很辛苦，西方人也不容易。事实上，西方文化正从19世纪和20世纪的巅峰慢慢下降。相反，东亚和中国的文化正在慢慢崛起。作者对21世纪开始的新千年的中国文化充满希望。这也是作者写这本书最基本的动机之一。

21世纪的中国需要大量具有三种人类元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相信“真”，追求“善”，热爱“美”，他们将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力军。相反，我希望还沉浸在伪精神中的中国公公早日死去。他们是新文化诞生最致命的阻力。顺带一提，我赞成继承孔子爱人的精神，以及他特别提倡的尊老爱幼的精神，但是“理学”很可惜，他们的空学说让人觉得他们还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遗风。文章摘自李明的《问人性，终结》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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